解读弗洛伊德经典案例:施雷伯大法官

施雷伯是撒克逊地区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他得到新的任命不久,他得了偏执性精神病,俗称“妄想症”。经过九年的治疗,他基本上恢复正常。他把自己的病症写成书,名为《一名心理症患者的备忘录》,于1903年出版。弗洛伊德根据《备忘录》的内容,对施雷伯大法官进行“缺席”精神分析,使其成为精神分析史上最著名的案例之一。

施雷伯有过两次发作,第一次发病是在1884年秋。那时候,他在弗莱希格医生的诊所里度过了半年时光,当时诊断为“抑郁症”。

第二次发病是在1893年6月,他得到消息,知道自己即将被委以首席大法官之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做了几个梦,梦见自己旧病复发,所以非常难过。有一天清晨,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经历交媾定然是一件更为美妙的事”。

他是10月1日上任的。10底,病情恶化,他又回到弗莱希格的诊所。这时候,他已经有明显的迫害妄想和被控制感,甚至出现亚木僵的表现。渐渐地,他的妄想开始呈现出神秘化、宗教化的特征,他认为自己跟上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也同时被恶魔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幻影”,听到了“圣洁的音乐”,并最终生出了这样的信念:他自己正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

在他患病的最初几个年头里,他认为身体的一些器官遭受损伤;在他看来,这些病变会在不久之后导致其他人的死亡,而他自己则多年活在没有胃、没有肠、几乎没有肺、食管支离破碎、没有膀胱、肋骨粉碎的状态中,而且时不时会把部分喉咙连同食物吃下。病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大量的“女性神经”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并将在上帝的亲手栽培下创造出全新的人类。

但是,他的智力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他善于思考,记忆出众,知识面极其开阔,不仅限于司法专业,还广泛涉猎许多其它领域;不仅如此,他还拥有在这些知识中整理出清晰脉络的能力;他关心政治、科学、艺术,而且不断地沉浸在这些事务中。

所以,从1900年开始,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要求撤除对他的监管令,同时要求出院。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如愿以偿。

弗洛伊德关心的是,病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特的妄想,尤其是宗教妄想和变性妄想。

弗洛伊德直接把施雷伯的宗教妄想称作“拯救者身份”,并且指出,拯救者的妄念“时常作为宗教性妄想的核心观念出现”。

身为大法官,施雷伯肯定有一个很强的拯救者面具。这个面具再夸大一点,他就有可能以拯救者自居,主动肩负起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以前看过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主角也是一名法官,当他无法把坏人绳之以法时,就会装扮成大侠,暗地里取了坏人的首级。阿加莎·克丽斯蒂笔下也有一位法官,把逃脱了法办的罪犯招集到一个孤岛上,制造了一个神秘的“无头”谋杀案。

如果施雷伯只是认为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任命,来拯救人类,就算不上妄想,因为西方人普遍信仰上帝,认为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先知”,他们为上帝代言。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问题是,施雷伯的“妄想”非常离奇,听起来十分荒唐。

施雷伯认为,上帝由两个或三个部分构成,一个“前部”,一个“后部”,后部又分为“较高的上帝奥马兹德和较低的上帝阿里曼”。较高的上帝金发碧眼,像雅利安人,较低的上帝肤色较黑,像闪米特人。奥马兹德和阿里曼“相互保持着联系,又各自拥有一个自我,也都各有其自我保存的本能,因此,也就始终在互相较劲,争占上风。对于不幸的施雷伯本人,在他的疾病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两个神圣实体也各自有极不同相同的对待方式。”

所以,施雷伯也非常矛盾,生病之前,他倾向于禁欲主义,而且对上帝持怀疑态度;而在疾病发作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虔信的人,并且一心想着淫乐。

同时,他还发现,上帝是有缺陷的。上帝只知道怎么跟死人打交道,对活人一无所知,所以非常可笑。他一边嘲笑上帝,一边坚信,“上帝始终还是万能的造物主,是天堂和世界的创造者,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和未来的救赎。”对于“除我之外”的人们来说,保持信仰和最大限度的敬意还是必需的。换句话说,除了施雷伯,别人是没有资格嘲笑上帝的。他的地位高于所有人类,仅次于上帝,也有可能与上帝平等,甚至高于上帝。所以,别人都不能嘲笑上帝,而他可以。

施雷伯的拯救者身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受害者演变过来的。1893年10月,他的病情恶化,不得不回到弗莱希格医生的诊所,那时候就有迫害妄想和被控制感,而迫害者恰恰就是弗莱希格医生,他骂弗莱希格医生是“灵魂谋杀犯”,叫他“小”弗莱希格。后来,他被转到索内斯腾精神病院,那里有一个后勤总管,叫冯·W,很快就成了新的迫害者。再后来,上帝取代了弗莱希格和冯·W,成为主要的迫害者。

在精神病人中,迫害妄想比宗教妄想更常见。病人幻想出迫害者,幻想自己正受到迫害。施雷伯的灵魂遭到谋杀,整个身体都受到了伤害,使他“多年活在没有胃、没有肠、几乎没有肺、食管支离破碎、没有膀胱、肋骨粉碎的状态中,而且时不时会把部分喉咙连同食物吃下。”

人格面具理论把人格面具分为三大类:1、人物面具,通常是某个具体人物的内化,譬如雷锋、贾宝玉等;2、角色面具,对应于社会角色,譬如工人、农民、军人、医生等;3、基本面具,对应于某种行为或职能,比较抽象,人人都有,譬如爱心大使、恶魔、讨好者、叛逆者等。

迫害者、受害者、拯救者是三个基本面具,每个人都有,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冲突,多半也是伤害和救助。三个面具中,受害者是核心。精神分析认为,心理障碍是创伤的产物。创伤就是受伤,会在当事人的内心留下一个受害者面具。弗洛伊德强调性创伤,客体关系理论强调“缺爱”。缺爱导致的受害者面具就是弃婴面具。

通常情况下,受害者面具不会浮出水面,因为它是令人痛苦的,被意识所排斥。只有在遇到某个刺激源的时候,它才会被激发出来。当一个人被受害者面具所控制的时候,他的表现与平时会截然不同,这说明他的精神出毛病了。所以,心理障碍就是受害者面具的显现。

有受害者面具就有迫害者面具。受害者会把迫害者内化,记录在案,形成迫害者面具。但与受害者面具不同,迫害者面具属于客体面具,而受害者面具是主体面具。主体面具是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记录,用在自己身上,客体面具是别人的行为模式的记录,用来识别、评价和预测别人的行为。

当施雷伯戴上受害者面具时,就把迫害者面具投射到别人身上,先是弗莱希格医生,然后是冯·W,最后是上帝。

许多迫害妄想的病人最后都会觉得很奇怪,身处绝境,自己居然没有死,这是为什么呢?结论:必有贵人相助。

贵人就是拯救者。它原本是内在的“自愈”力量。

每个人都经历过创伤,而大多数人能够健康成长,就是因为存在着这股内在的“自愈”力量。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有“自愈”的力量,而把拯救者投射到外界,从外界寻求帮助。有的人把拯救者投射给神灵或超自然力量,譬如上帝,或者巫师。一般说来,拯救者“法力”越大,意味着创伤越严重。轻微的创伤自己就能搞定,一般程度的创伤找个普通人帮忙就可以,而严重的创伤非神人出马不行。

但是,拯救者和迫害者常常只有一步之遥,有时候根本无法区分。如果你讨好他,他就是拯救者;如果你违抗他,他就是迫害者。或者,对你来说,他是拯救者,而对于你的敌人来说,他就是迫害者。

施雷伯发现,原来上帝(拯救者)就是迫害者。上帝靠不住了,他必须自救。他不但要自救,还要拯救人类。这时候,他已经把迫害和拯救“统一”起来了,迫害是为了拯救,死而后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仔细分析迫害妄想,多少都含有“自大”的成分。那么多人想害我,那么庞大的机构在幕后操纵,他们那么煞费苦心,说明我是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许多迫害妄想病人沉溺于被迫害的幻想中,不愿意出来。

绝大多数心理病人都以受害者面具为主体面具,“扮演”受害者(以受害者自居),而把迫害者面具投射到别人身上。也有个别病人以迫害者为主体面具,“扮演”迫害者,伤害别人。扮演迫害者,就是以迫害者自居,与加害者认同。这种情况多见于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和边缘性人格障碍。同是创伤,神经症病人和精神病患者变成了受害者,边缘人格病人变成了迫害者。

至于拯救者面具,有的人是主体面具,有的人是客体面具。

人在一生中会反复受到伤害,一般说来,越是早年的伤害,危害越大。3岁以前,人还没有真正接触社会,伤害基本上都来自家庭,尤其是父母。在中国,“严父慈母”是最典型的父母组合,不知道德国是什么样的。“严父慈母”,意味着父亲是迫害者,母亲是拯救者。

父亲之所以是迫害者,首先是比较出来的。跟母亲相比,父亲不那么温柔、体贴、慈爱,所以他不是拯救者。不是拯救者,就是迫害者,非白即黑。当一个拯救者不去施救时,就是对被拯救者的抛弃、忽视和冷漠,这也是一种伤害。

当孩子做错了事,需要教育的时候,母亲常常会把任务交给父亲,自己唱红脸,让父亲唱白脸。所以,父亲是迫害者,母亲是拯救者。

另外就是,父亲确实伤害过孩子。

施雷伯属于哪种情况呢?

施雷伯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成年人看来,医生是拯救者,这是不用质疑的,因为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但在孩子看来,医生更像迫害者,他给孩子吃药、打针、开刀,他甚至把孩子抓住(因为孩子拒绝吃药和打针),关起来(住院)。小孩普遍怕医生。

不光是小孩怕医生,有些成人也怕医生,不敢去看病,一进医院就紧张,一见白大衣就血压升高。这样的人虽然已经成年,但心智还停留在儿童阶段。

有意思的是,小孩虽然怕医生,却普遍喜欢玩“医生游戏”,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分别扮演医生和病人,表演看病和打针的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在治疗看病的创伤,通过再现创伤的过程,抹去心灵的创伤。也可以说,通过游戏,对创伤过程获得掌控。

弗洛伊德想得更深,他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推测施雷伯小的时候有杀父娶母的冲动,由此而担心被父亲阉割(称“阉割恐惧”)。父亲是医生,若想阉割儿子,易如反掌。所以,施雷伯很怕父亲。

同时,他肯定是爱父亲的。他对父亲又爱又怕。

长大一些,他有反抗能力的时候,他可能会恨父亲。于是,爱、恨、怕三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矛盾重重。现在,他对上帝的情感就是如此。这个上帝就是他的父亲面具的投射。

弗莱希格也是医生,在跟上帝取得联系之前,施雷伯把父亲面具投射给了他。

1884年,施雷伯第一次发病,被诊断为“抑郁症”,在弗莱希格医生那里治疗,半年以后痊愈。当时他和他的妻子对医生非常感激。八年后,他出现迫害妄想,迫害者是弗莱希格医生。

八年,一个妄想艰难地形成,说明“阻抗”实在是太大了。为什么阻抗这么大?因为这个妄想与正统观念反差太大,它涉及到同性恋。

一个男孩,如果被阉割了,他就变成女孩了。所以,施雷伯有变性妄想。这个妄想以梦呓的形式第一次露面。接着,他感觉到身体里被植入女性神经。女性神经越来越多,他渐渐可以像女人一样去感受。甚至,他的外表也渐渐女性化了。他的胸部变得像女人。

施雷伯认为,男人的性神经局限在生殖器周围,而女人的性神经遍布全身。所以,刺激身体的许多部位,女人都会产生性快感或性高潮。生病以后,施雷伯沉迷于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自慰。他触摸自己,或者仅仅通过想象,就可以让自己进入这种状态。也可以说,他在跟上帝做爱。上帝把他变成女人,他是上帝的女人。

他一开始是非常抵触变性妄想的,所以这个妄想过了八年才显露出来。妄想出来之后,施雷伯还是非常排斥,认为是弗莱希格医生想害他。最后,他慢慢接受了这个妄想,与妄想“和解”了,认为这是上帝的主意。上帝把他变成女人,是想创造新的人类,当旧的世界毁灭,新的世界诞生,他就是新人类的祖先。

这说明,阻抗来自变性妄想。如果仅仅是迫害妄想,决不会潜伏八年。这意味着,八年前,弗莱希格医生激发了他的同性恋冲动,为变性妄想埋下了种子。而当变性妄想初露端倪时,同性恋对象被置换成了迫害者,变性妄想被迫害妄想所掩盖。

为什么变性妄想和迫害妄想出现在1893年?弗洛伊德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施雷伯那年51岁,可能进入“更年期”了,而更年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阉割,或者叫“去势”,也就是变性。

施雷伯的父亲是53岁去世的。施雷伯也接近这个年龄了,容易激发“死亡焦虑”。

其实,每个人都有同性恋的潜质。和一个同性关系密切一些,就会激活同性恋冲动。

同性恋分两种,主动同性恋和被动同性恋,前者扮演男角,也叫1号,就是使用男人面具,后者扮演女角,也叫0号,就是使用女人面具。扮演男角还是女角,视双方的“性度”(男性化/女性化,MF)而定。男性化特征比较突出的扮演男角,女性化特征比较突出的扮演女角。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男人面具和女人面具,当他遇到一个很男人的人时,自己就会使用女人面具;当他遇到一个很女人的人时,自己就会使用男人面具。

小的时候,施雷伯跟父亲在一起,父亲肯定比他更男人,于是他的女人面具得到强化。后来他长大了,变成了真正的男人,女人面具受到压抑。遇到弗莱希格医生,他的女人面具又被激活了,原因可能是弗莱希格医生很男人,也可能仅仅因为他是医生,施雷伯把父亲面具投射给了他。父亲面具即男人面具,它被投射出去了,施雷伯身上就只有女人面具了。

弗洛伊德提过一种“丧失认同”,意思是,当两个人形成紧密关系之后,如果一方离开了,另一方会把对方的特质吸收进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因而表现出对方的特质。如果对方回来了,这些特质就会被他“收回”,另一方又“失去”了这些东西。莱恩把这种现象称为“转移”。本来我的身上是有某种东西的,现在转移到对方身上了,我身上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其实不是真的没有了,而是不需要表现了,已经被对方替代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完整的人,只有和对方“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换句话说,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两个人形成“共同人格”。

所以,当施雷伯把女人面具投射出去时,他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他把男人面具投射出去时,自己就变成了女人。这就是变性妄想和同性恋的由来。

有一个面具,就会有一个与之相反或互补的面具。如果把同性恋当作一个面具,则有两个相反的面具,一个是异性恋,一个是“同性恨”。异性恋“反”在性别,“同性恨”“反”在情感。

有一个面具,就会有一个与之对应或配对的面具。同性恋的对应面具是“被同性恋”。被同性恋和被动同性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一个人是主动同性恋者(男角,1号),那么被动同性恋就是被同性恋。而施雷伯是被动同性恋(女角,0号),对他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被同性恋才是主动同性恋。

有被同性恋,就有“被同性恨”。“被同性恨”既是被同性恋的互补(相反)面具,又是“同性恨”的对应(配对)面具。

同样,异性恋面具也有三个“衍生”面具,即被异性恋,异性恨,被异性恨。

一个人如果是同性恋,同时又极度不接纳自己的同性恋,他就会彻底压抑同性恋面具,从而导致其它面具的过度增强。

异性恋面具过强表现为疯狂地追求异性,毫无节制地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俗称“色情狂”。

同性恨面具过强表现为无法与同性建立亲密关系,容易与同性发生冲突,过分喜欢竞争,好嫉妒,总是把同性当作假想敌。

被同性恋面具过强表现为担心被同性恋者性骚扰,担心被别人当作同性恋,对同性恋过分敏感,过分排斥同性恋,或者认为自己已经遭到同性恋者的性侵犯而痛苦万分。

被同性恨面具过强表现为担心受到某个同性的迫害,甚至认定已经遭到那个人的迫害。迫害妄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异性恨面具过强表现为排斥异性,与异性交往有困难,喜欢攻击异性。

被异性恋面具过强表现为老是觉得某个异性,或者很多异性对自己感兴趣,因而自我感觉非常好,严重的就是钟情妄想(准确地讲,是“被钟情妄想”)。

被异性恨面具过强表现为老是觉得某个异性或许多异性想害自己,把大部分异性当成假想敌,这种情况在女性中相当普遍,严重的也可以变成迫害妄想。嫉妒妄想就是觉得自己的伴侣不爱自己,移情别恋,让自己戴绿帽,也是被异性恨面具过强的表现。

同性恋的七个“衍生”面具,弗洛伊德重点分析了三个:被同性恨(迫害妄想),异性恋(色情狂),被异性恨(嫉妒妄想)。

弗洛伊德用“我(一个男人)爱他(另一个男人)”来概括同性恋,如果把“爱”否定掉,或者置换成“恨”,就变成了“我恨他”,然后再找个理由,譬如他恨我,于是就产生迫害妄想(“他恨我”)。色情狂是把“他”(另一个男人)否定掉,或置换成“她”(一个女人),于是就变成了“我爱她”。嫉妒妄想是把“我”(一个男人)否定掉,置换成“她”(一个女人),变成“她爱他”。

换句话说,嫉妒妄想不是嫉妒一个本来应该爱我的女人爱上了另一个男人,而是嫉妒这个男人被另一个人(女人)爱而不是被我爱,嫉妒的对象是这个男人,而不是这个女人,这跟一般人的理解不一样。一般人所理解的嫉妒,以及自己对嫉妒的觉知和表述是经过进一步置换的。这样置换之后,嫉妒就变得比较合理了(本来应该爱我的女人爱上了别的男人),同时也掩盖了真相(我爱他,我不允许他接受别人的爱,不允许别人爱他)。

所以,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在嫉妒妄想中,被否定的是主语,在迫害妄想中,被否定的是谓语,在色情狂中,被否定的是宾词。

弗洛伊德认为,还有一种否定,是彻底的否定,把整个陈述句“我爱他”全盘否定掉,变成“我不爱他”,“我只爱我自己”,这就是自恋,弗洛伊德称之为“自大狂”。

拉康一定看过这篇文章,不然怎么会想到“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色情狂、迫害妄想和嫉妒妄想是介于正常和自大狂之间的状态,是自大狂的“不完全”形式,因此,都带有“自大狂”的色彩。

嫉妒妄想比较复杂,有的自大,有的自卑。许多因婚姻问题来咨询的女性说,发现老公的外遇长相、学历、能力、社会地位都不如自己,因而觉得很憋屈。反之,如果比自己强,也就认了。这就是自大的表现。但是,更多的情况是,病人由于自卑,对自己不自信,才担心配偶出轨,而假想的第三者恰恰都是在某些方面比自己强的人。

人格面具理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中性的,如果有一个很“自大”的面具,就会有一个很“自卑”的面具,两者相加,可以“中和”。自大的人同时也是自卑的。自大的背后就是自卑。

被钟情妄想也带有“自大狂”的色彩。

把父亲面具投射给上帝,自然就会把耶稣面具接过来,与耶稣认同。耶稣为了拯救人类,不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要承受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施雷伯现在正在做同样的事。耶稣临死之前抱怨过上帝,施雷伯则嘲笑上帝。但是,他们都坚信上帝。

耶稣死了又复活了,施雷伯也能复活。他不但能复活,还能生出新人类,他是新人类的祖先。

耶稣没有生出新人类,但他改写了《圣经》,创造了新纪元,与“重新造人”本质相同。

但是,施雷伯又不同于耶稣。他已经变成女人,他的体内已经被植入了女性神经,他将亲自孕育新人类。这让人想到圣母玛丽亚。变成女人以后,施雷伯通过手淫或意淫,不停以让自己享受“淫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跟上帝做爱。施雷伯还特别提到“处女”。他在《备忘录》前言的一个注解中写道:“有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也就是作为一个完美的处女的我的身上——所谓完美的处女,指的就是一个从未和男性发生关系的女人——这件事情很类似于耶稣基督。我曾有过两次这种体验(那时候的我还在弗莱希格的医院里):我有了女性生殖哭——虽然还不完全成熟——而且感觉到了体内的一种运动,就好像是人类的胚胎在获得生命之初的第一次搏动;经由一次神圣的奇迹,上帝的神经仿佛男性的精子一般进入了我的身体并且完成了一次授精。”

尽管施雷伯写的是“耶稣基督”,他真正想说的是圣母玛丽亚,这是笔误。他显然把自己当玛丽亚了。

那么,施雷伯到底是耶稣还是玛丽亚?其实,他既是耶稣,又是玛丽亚,同时也是上帝。这三个面具是成组存在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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